这是一篇译后记，译者在译完《论自愿为奴》后有感而发，遂写下这篇文章。我认为这篇文章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自由唾手可得，权益全靠自己争取。
《论自愿为奴》是一篇讨论专制政治的论文，它提出了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即权力对民众的合法性问题。拉·波埃西试图分析民众对权威的屈从，解释统治和受奴役的关系。作者引证了很多古代史实，以古代历史来评价他所处时代的政治。该文最初发表于1576年，写此论文时18岁。
《论自愿为奴》是近现代政治哲学的一篇重要文章，后来在不同时代，被不同政治色彩的人士广泛引用。就拉·波埃西的职业而言，他本是政府机构的一员，他也是权力的忠实仆人，但他的《论自愿为奴》却被后世认为是无政府主义和公民抗命的开山之作，而拉波埃西也被认为是最早探讨权力异化的先驱者之一。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庄严、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诞生在抗日战争的年代，当时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战决心，坚决不做亡国奴；此歌后来成为中国的国歌。
为奴都是出于无奈。在古代中国，谁要是犯了重罪，家属就会因牵连而被判为官奴；当家庭遭遇重大变故，为了生活，也有人自贩为奴。自贩为奴，虽然也是一种选择，也有自愿的意思，但却是被迫的，因为中国人都知道一个基本道理：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但拉·波埃西却提出了一个相反的观点：在暴君统治下，人们往往忍受暴君的残暴统治，他们自愿为奴，而非出于被迫。这可不是指个别受虐狂，而是指具有正常思维能力、也向往过美好生活的广大人民群众。
为何自愿为奴？难道拉·波埃西不知道社会生活中各种强制性因素？难道人民大众的精神都有毛病？不是。拉·波埃西的推理非常简单：人人生而平等、自由，上帝、大自然用同样的材料造就了人类；如果大自然给一部分人更多的身体和精神上的才能，另一些人少一些，大自然的目的不是想把人类社会变成狩猎场，让强者围捕弱者、压迫弱者、奴役弱者，而是为了让强者帮助弱者，由此人类社会才会相互扶持，共处和谐状态。
哲学源于惊奇，科学也源于惊奇。由此看来，可以说人类语言中最伟大的词就是“为什么”。正是“为什么”促使人们去摸索、探求、寻找答案。但“为什么”这个词在中国文化中不太被看重。中国文化不太重视“为什么”，疑问、困惑，这是幼稚的表现；中国文化更推崇老成持重、见怪不怪。只要见多了，那就习以为常了，就能见怪不怪，其怪自败，问题彻底消失；就好像鸵鸟只要把头埋入沙漠，一切危险都不复存在。中国的老人喜欢倚老卖老，时常这样训斥年轻人：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多。于是年轻人只好闭嘴。幸亏拉·波埃西没有受到中国文化这方面的教育，否则他就不可能绞尽脑汁去写«论自愿为奴»，去探讨奴役的原因了。在安徒生的童话故事«国王的新衣»中，因为只有笨蛋才看不见新衣，谁也不承认自己是笨蛋，于是所有人都声称看到了新衣，并且赞不绝口；但只有一个小孩说了一句真话。为什么这个小孩能说真话？因为他太天真了，他完全以他的天性、他的良知在说话。拉·波埃西就是这位小男孩，他对人类社会中广泛存在的奴役现象大惑不解：为什么暴君仅仅一个人，并无三头六臂，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很多方面甚至还不如普通人，可千百万人却对他唯命是从，俯首帖耳，听任他胡作非为，这是为什么？
人类社会的奴役现象，自古就已存在，人人习以为常，谁会想到去探讨其中的奥秘！拉·波埃西生活在文艺复兴后期，宗教改革运动已经拉开序幕。文艺复兴是人的复兴时代，不仅崇尚，甚至要恢复古希腊、罗马文化。从历史的眼光来看，这不过是一种借口，其真正的历史作用是人的解放；人们不是真要回到古希腊，而是要找回人的天性、人的天良、人最初拥有的良知，而这些东西恰恰因为年代的久远，因为各种源远流长的传统和积习而被埋没了，使人看不到人类社会存在着严重的奴役问题，想不到问一下“为什么”。拉·波埃西经过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洗礼，他想到了，他看到了问题，于是开始了他的探索。他从大自然中发现了一个秘密：大大小小的动物，它们都生活在自然状态中，它们当然不可能从理论上懂得何为自由，以及自由的可贵，但它们都以实际行动表明：为了自由，它们不惜一切代价；不自由，毋宁死。
如果连动物都无法忍受奴役，为什么人就偏偏能够忍受？拉·波埃西经过深思，他发现了人之所以接受奴役的第一原因，那就是习惯。一个人在奴役中出生、长大，奴役就成为他的自然状态，他习惯了；何况，奴役并非从父辈才开始，而是从祖辈，或者不知多少辈就是这样了。习惯成自然，天经地义啊！这样的人能够知道什么叫自由吗？！他能够把自由作为自己的理想吗？！
京剧«法门寺»写明朝武宗时期宦官刘瑾专权，他让小太监贾桂坐下和他说话，贾不肯坐，还说：“奴才站惯了，不想坐。”这就是由习惯而养成的奴性（也许可加一句：如果熟悉中国官场文化，能坐吗？难道你想和上司平起平坐？以后还有好日子过吗？）。拉·波埃西还以驯马作比喻：马刚开始不习惯于置放在它身上的马嚼子、马鞍，以咬嚼子、尥蹶子来反抗，但慢慢它就习惯了，甚至还以身上的这些行头而感到骄傲。人也是这样。开始也会反抗，也会表达不满，但慢慢就习以为常，甚至认为这就是他的命运。如果是中国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他会在心里想：此乃天意也；或者他还会用一系列格言来说服自己：识时务者为俊杰；在人屋檐下，怎敢不低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如此等等。
拉·波埃西极力赞美自由，极其推崇雅典人、斯巴达人、威尼斯人，他们崇尚自由，视自由为人生最高价值，但拉·波埃西又不得不承认习惯对人的腐蚀，认为习惯具有比天性更大的威力。拉·波埃西在此揭示了人的最大弱点。恐怕不需要了解多少古今中外的历史，谁都能够理解拉·波埃西揭示的道理：自由多么珍贵，丧失多么容易；头颅多么高贵，低首多么容易；天性多么自由，习惯多么强大；自由何等骄傲，奴役何等容易；意志多么刚强，心灵多么脆弱。中国古人说：性相近，习相远。这也是说后天的习惯比天性更厉害。习，就是学习、训练、适应；惯，就是学习的结果。古今中外的历史表明：奴役是可以学习的，也是可以适应的，只要假以时日。
拉·波埃西以古希腊和罗马的众多例子来说明暴君奴役民众是多么容易。他们可以装神弄鬼，声称拥有神通，能够治愈不治之症，让瞎子复明，让瘸子不瘸。愚昧的民众非但对此深信不疑，还要编造更加离奇的神话故事，结果在奴役的陷阱里越陷越深。或者暴君只要稍微动用一些国库资源，如邀请十人队这种社会基层组织的人员赴宴，马上就可以听到民众高呼万岁。至于如何腐蚀民众，让他们自觉出让自由，或者让他们根本忘记自由，只要广建各类娱乐和色情场所，让民众陶醉于各种游戏之中。愚化、腐化、弱化，这就是暴君巩固暴政的几大法宝。人民的愚昧无知，他们对自己的自然权利漠不关心，对自己的奴役状态麻木不仁，拉·波埃西对此感慨万分。他对无知的民众，一方面哀其不幸，同时又怒其不争，这正表现了他的人道主义情怀。
拉·波埃西还揭示了皇权的构成及其运行的奥秘。君主一人高高在上，他如何统治王国？实际上，主要并非他在统治，而是他手下的5至6人，正是他们一方面控制了君主，同时又以君主名义统治王国。当然，他们手下还有600人，600人手下又有6000人，再往下，则有10万人，百万人…。从上到下形成一张巨网；据拉·波埃西估计，或多或少从奴役获得好处的人，他们的人数极为庞大，几乎和崇尚自由的人一样多。一旦有暴君出现，马上就会吸引社会上三教九流各式人物，其中当然不乏野心家、阴谋家；他们就会立刻投靠暴君，献计献策，为暴君效力；如果他们碰到一个大暴君，那么他们自己就要做小暴君。如此看来，暴政绝不仅仅是暴君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广泛的社会问题，其中人民大众就负有很大的责任，因为正是他们中的很多人直接支持了暴政。是否可由此说：有什么样的暴君，就有什么样的人民？或者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暴君？暴君和人民，人民和暴君，真是难分难解啊。
拉·波埃西又以很多古希腊、罗马的具体例子来说明暴君的残暴，不仅对他人，就是对他们的宠臣，甚至对他们的亲人也是这样。有些好人因为他们的正直而受到暴君宠爱，但他们最后都死得非常凄惨。也有各种刁钻尖滑之辈，他们以谄媚，以迎合暴君癖好等阴谋手段而获得暴君宠爱，但他们同样不得善终。至于暴君的亲人，他们也没有因为自己的特殊身份而成为例外。正因为暴君在所有人之上，目无法纪，所以生活在暴君身边的人时刻都胆战心惊，所以很多罗马皇帝都被自己身边的人杀死。什么原因使得暴君如此残暴？还不是暴君周围的人！正是他们告诉暴君：他可以为所欲为，不受任何法纪束缚。这些暴君的宠臣们，他们一手培养了暴君，如果他们最后死于暴君之手，又有什么奇怪？！暴君和宠臣，宠臣和暴君，又是难分难解啊！
暴君是一个极其可怕的魔鬼，但总有那么多人，他们千方百计要投靠暴君，他们不是自投罗网吗？拉·波埃西说：投靠暴君，就是远离自由，就是拥抱奴役。他的用意非常明显，他想以无数血淋淋的例子来告诫那些想卖身投靠的人群，但他还是不得不感叹：尽管有这么多可怕的例子，可还是有那么多人络绎不绝地来到暴君身边效力。飞蛾扑火，自跳火坑，这又是自愿为奴。中国人看到这里，大概会想到关于武则天的一个传说故事。武则天依靠酷吏，大开杀戒，有位大臣斗胆进谏：陛下如此杀人，谁还敢入朝为官？武则天让该大臣夜晚再来。届时，武则天高举火把，黑暗中的飞蛾看到光亮，纷纷朝火把扑来；虽然前面飞来的已经烧死，可后来的还在前仆后继。武则天说:飞蛾扑火，本性难移。如果拉·波埃西知道这个中国故事，他大概会领悟中国格言“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道理，不再苦口婆心地劝说了吧。更何况中国有所谓官本位传统，要出人头地，要荣宗耀祖，唯有做官一途，于是读书人前赴后继，其拼命精神远远超过飞蛾。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过一段话，这段话揭示了现代资本家的人格特征：“只要有10％的利润，它就会到处被人使用；有20％，就会活泼起来；有50％，就会引起积极的冒险；有100％，就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有300％，就会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绞首的危险。”资本家追逐利润，和任何其他人追求利益一样，实在无可厚非。现代社会的办法不仅仅是道德谴责和告诫，更是从制度上限制利润，限制权力，这当然是拉·波埃西想不到的。
暴君的暴虐性格并非天生，就像人民群众习惯于奴役一样，也是在习惯中慢慢养成的。拉·波埃西在«论自愿为奴»的最后点出了奴役的基础，那就是不平等。自由固然是人的天性，但此天性实际上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可以说，没有平等，也就没有自由。暴君不知道什么叫友谊，因为没有人和他平起平坐。而友谊恰恰是两个平等人之间的友爱。如果按此平等观点来检讨中国传统文化，那么数千年中维系中国社会的所谓“三纲”就是三大奴役形式。君为臣纲，就是君奴臣；父为子纲，就是父奴子；夫为妻纲，就是夫奴妻。中国历史上被传为佳话的君臣关系，如刘备和诸葛亮、唐太宗和魏征，当他们之间尚未有君臣关系，他们之间可能有友谊；只要君臣关系一旦确立，则友谊大厦会因为缺少平等这个基础而轰然倒塌。毫无疑问，从拉·波埃西的平等观点来看，中国传统社会的孝道也不是一种建立在平等基础之上的爱。
拉·波埃西在«论自愿为奴»中一开始就表示他对那么多城镇、那么多乡村、那么多民众屈服于一个独夫暴君这一社会现象感到万分惊讶。既然独夫暴君仅为一人，他实际上没有什么力量，所以奴役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暴君本人。然后，拉·波埃西从民众方面寻找原因，是否他们缺乏勇气，胆小如鼠？但怯懦这个原因也被排除，因为怯懦有一个底线，千百万人不可能因为怯懦而不敢和暴君对抗。拉·波埃西的结论是民众自愿为奴。自由本来就是人的天性，人可以选择反抗，但民众偏偏忍受奴役，那么唯一的原因就是他们自愿为奴。随着他的探讨，他认为习惯是导致自愿为奴的第一原因，并反复举例说明：一个生来就是奴隶的人，他不知何为自由；一个出生在黑暗当中的人，他不知何为光明。既然如此，应该在什么意义上说他自愿选择为奴？如果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天性，还能说是自愿吗？就像一个人饮鸩止渴，如果他根本不知道这是毒药，那就不能说他选择自杀。未成年人犯罪，一般会从轻发落，因为他不懂事。一个精神病人犯罪，那么他完全无罪，因为他完全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从习惯这个原因来看，尤其考虑到习惯比天性更能决定人的行为模式，自愿为奴论实际上应该是习惯致奴论。如果人的本质特征就是他的自由，那么在丧失自由后还是不是人？如果一旦沦为奴隶，完全丧失自由，还能说他是自愿为奴吗？
自愿为奴，这主要从人的心理、意愿等方面来看问题。实际上更容易从政治、经济、宗教、道德、习俗等方面来探讨为奴的原因。不能说拉·波埃西完全没有意识到心理和意愿以外的各种原因，他之所以认定人们是自愿为奴，恐怕还是考虑到人的自由天性。人可以生来为奴，可以完全不知自由为何物，不知人的任何自然权利，但只要是人，他至少应该有最起码的理智，他必然能够从他的主人身上看到自己的奴隶地位。正如拉·波埃西所说，不管你是一个怎样的败家子，你总有一天会想到去查看一下从前的账册，看看是否有人侵犯了你的权利。这意味着，不管你如何健忘，又如何自愿为奴，但在你的心灵深处，总有自由的幽灵在徘徊。陈胜、吴广揭竿而起，之前并没有人给他们讲什么人的自然权利、人的自由等等。即自由作为人的财富，它可以被遗忘，被压在雷峰塔底下，但作为一种潜能，它是任何暴君、任何制度、任何习俗都不能消灭殆尽的。一个奴隶，他每天都在劳作，在创造财富，在改变物质形态，他的本能就应该告诉他：他完全可以用他的能力去改变自己的奴隶地位。如果他不这样做，那么他就是在完全知道自己的能力和潜能的情况下自愿选择为奴。自愿为奴，这句话初看起来令人费解，不可思议，以为是疯话，是犯贱，如果翻译成中国老祖宗的一句话：祸福无门，惟人自召，那就容易懂了。
生活在16世纪的拉·波埃西，他的«论自愿为奴»对生活在21世纪的中国人能有什么启发呢？要让中国人过有尊严的生活，这是中国政府的一大宏伟目标。尊严的最大敌人就是人的奴性。为奴不一定是对人，人也可以沦为物的奴隶。为了金钱，不讲道德，丧失做人底线，这是钱奴。为了权力，奴颜婢膝，寡廉鲜耻，这是权奴。为了迎合各种潜规则，不顾人格，并振振有词地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是恶习之奴。从古到今，要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自由，实在并非易事，而放弃自由，随波逐流，却是易如反掌。前些年网上曾有一句话闹得沸沸扬扬：“宁可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在自行车上笑。”虽说这不过是一句网络语言，但确实是很多中国女性的真实愿望。这不是卖身为奴吗？自愿为奴！拉·波埃西肯定会这样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