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书院制度与压力的关系

浅析书院制度与压力的关系

作者:许佳苗

书院制度也会和压力有关?

“学院是爸爸,书院是妈妈”。这句常在高桌晚宴等活动被同学们挂在嘴边的话,在final到来时却显得苍白无力。图书馆座无虚席的盛景与书院的灯火稀落形成微妙的对比,宿舍走廊里遇到的面孔不比自习时的更眼熟,和学伴讨论学习也比与舍友寒暄更热烈。当然,书院不可谓没有心意,比如逸夫书院曾在17年第二学期期末举办过「助力final糖水活动」。只是,那一碗甜甜的糖水,又怎能弥补同学们心中缺失的书院凝聚力与归属感呢?

上学期期末的一份对同学们压力来源的调查结果显示,书院氛围缺失导致的压力仅次于课业压力,名列榜单第二。甚至存在年级越高,对书院的信任度越低的情况。在没有班级制度的大学中,书院所肩负的期望是非常高的。作为学生生活不可或缺的场所,书院理应为学生提供一个融合食、住、学的避风港,让思念家乡的同学们打破学院间、专业间的界限,凝聚为一个团结的整体。姑且不谈书院也要承担一部分引领学生心智成长的教育职责,仅仅是营造一个温暖和睦的家庭式氛围,对于我们目前的书院来说也是知易行难。

在一方面,客观事实难以忽视:书院同这所学校一样,还需要成长的时间与同学们的包容。但另一方面,学生对归属感的需求不会因为书院制成熟与否而有所改变。纵使书院正在积极培养自己的文化特性,但对多重压力下的龙大学子而言,也只是望梅止渴。其实书院在组织集体活动以营造家的氛围上不可谓不用心。小到书院的日常活动,大到书院的建筑设计,都在有意引导同学们的交际。但事实上,参与到这些活动中的同学并不多,并且活动培养的人际关系往往短暂而生疏,想要达到交心程度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历史及文化的形成,绝非一日之工

为什么本该为同学们建立纽带的书院,没有发挥相应的作用呢?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个疑惑,我们不妨先把目光放宽一些,看看几所书院制名校的书院历史。

就世界范围而言,牛津大学以及其后辈剑桥大学,可以说是书院制的典范。牛津书院的书院制起源于英国对大学教育的需求。在亨利二世禁止英国人前往巴黎大学求学后,牛津地区的教育事业迅猛发展。为了解决学生与居民的矛盾,Monastic Halls 作为书院的前身出现,此后逐渐接收资助、发展壮大,最终在牛津镇形成了包括38所书院以及6个Permanent Private Hall的大学城(见牛津大学官方网站)。剑桥大学的书院发展史亦与之有极大的相似之处。

由于这两所大学都是以书院发家的,因此书院能把握大学的主体控制权。以牛津大学为例,从学生入学招生开始,管理衣食住行,乃至课余辅导、校际交流交换等等执行权都紧握在各个书院手中。

香港中文大学也有类似的发展历程。1949年成立的新亚书院、1951年成立的崇基书院以及1956年创立的联合书院,原本是三所独立办学的学校。在1963年合并成香港中文大学后很长一段时间,三校仍维持教学及行政上的独立,大学仅负责颁授学位等工作(见香港中文大学官方网站)。

因此,无论是从历史传统还是文化精神上而言,牛剑以及中大(尤其是老新亚、老崇基)学生对于书院的认同感与归属感,都是极为深厚且难以比拟的。以我校现况来看,书院仅在书院设施、活动以及规章制度上拥有主导权,在学生最重要的学术活动方面影响很小。我们也许正在创造我们自己的书院历史和文化,但仍然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历史无法借鉴,但制度可以

看到这里,同学们或许会忍不住发问:我们的书院就真的回天乏力了吗?笔者也对另外两所同样采取书院制的学校:澳门大学及上海复旦大学的学生进行了采访。这两所学校的做法,或许对我校书院的改进有更大的借鉴意义。

澳门大学于2014/2015学年全面推行住宿式书院制度,目前已经成立了十所书院。和我校一样,澳门大学采取入学随机分配书院制度。每个书院的宿舍分配方式自主制定,例如霍英东珍禧书院以生源地区为划分标准。但由于书院强制实行“一年一搬”,学生每年都有申请组建新宿舍的机会,这意味着澳大学子在这方面享有自由决定的权利。相似之处还有书院组织活动、学生自主装修等等,不一而语。

值得关注的是,澳大的书院管理有三个特点。一是书院学生只能在本院食堂用餐,因此同院学生相熟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二是书院有学生自己独立的主席团。三是书院组织了以全人教育为中心的书院课程,每月一节,由书院专属的导师讲授。每位学生都必须完成大一全年的书院课程才能够顺利毕业。

与澳大多个书院合作紧密的复旦大学也采用了书院课程模式,即新生研讨课模式,增强新生对书院的认同感、促进同院学生间的交流。略有不同的是,复旦五所书院均不强制学生参与新生研讨课,而且只为大一学生开放该类课程。尽管新生研讨课不计入绩点,但据该校学生所说,许多课程的内容都丰富诱人,抢课激烈程度不亚于专业课程。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通过有意组织长期性的半强制类活动,例如通识类课程、餐会等,是有效培养同院学生亲近感与长远人际关系的有效途径。我校书院目前以组织自愿性短期活动为主。客观上,学生的精力、时间有限;主观上,不少人也忽略了人际交往的重要性——在主客观原因的双重打击下,书院活动往往难以发挥理想的作用。因此,组建以楼层、栋或书院为单位的学生管理组织或许会在调动同学们的活动参与积极性方面起到一些效果。

制度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人,但每一个人都可以尝试去适应制度

在书院的宿舍内部,矛盾也多多少少地存在。而由于我校主要进行英文授课、有较多对外交流的特点,宿舍内部更加特别的矛盾也显得更为突出——文化差异。

书院中,由来自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学生组成的宿舍不在少数。由文化差异等因素引发宿舍矛盾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在采访与调查过程中,有部分同学表示,他们的留学生室友有吸烟、出入酒吧等爱好,并且时常与熟识的其它留学生在宿舍或自习区域的楼道高声谈笑,甚至把朋友带到寝室里,影响其它室友的休息或学习。当他们向舍监反应此类问题、寻求解决时,舍监会首先进行沟通调解。当沟通调解作用不大,他们再次甚至多次向舍监提出意见时,却往往被“叮嘱”,他们应该多多体谅和理解自己的留学生室友,不要把矛盾扩大化。

仅仅根据上述访谈结果,我们无法对学校是否有意偏袒留学生妄加揣测,也不能给留学生们贴上“有不良行为方式”的标签。不同的生长环境,会形成不同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我们更不能将“出入酒吧”片面定义为“不良行为方式”。

但是,当来自同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学生有不同于我们生活方式的交互需要,我们的书院能否提供给他们一个合适的场所?在那里,他们可以轻松随意地即时交谈,不需要仅仅为了聊天而提前发邮件或登录网站预定限时的房间;在那里,他们可以自由随意地谈天说地,不需要深夜或蹲或站地聚集在狭窄的楼道里,还被同学指责影响别人休息。

当来自不同地域的人们的确有生活方式和观念上的不同,书院是否能够安排专门对接留学生并处理相关事务的组织?这些组织,除了热情地表达对他们的欢迎,是否也可以坦诚地介绍彼此客观存在的不同以及必要的注意事项?除了为了留学生们的权益,负责管理上述留学生活动场所,是否也可以为了其它学生的权益,积极有效地沟通和处理由于文化差异引发的宿舍问题?

然而,没有完美无缺的制度。同学们对制度和压力的适应也必不可少。例如,对于由舍友来自不同学院、专业而产生的人际交往压力,同学们需要主动去适应。

由于我校允许学生在学期末自主调整宿舍分配,这类压力主要集中体现在新入学同学的身上。假如书院楼层,即宿舍间能够组织长期、稳定的活动,培养和睦交流的氛围,大一学生便能够就近在同楼层寻找到能够交流学习进展、组建学习小组的同学,也不失为换宿舍之前的过渡方式。就个人而言,我认为学校特意打破专业隔阂的分配方式其实有利于同学们的长期发展。打破认识边界、勇于接受他人的不同之处,是从校园到社会这一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课。改善环境固然意义重大,但学会改善自我,走出自己的comfort zone[1],也会是人生的宝贵历练。勇敢一点,迈出那一步吧。

(感谢复旦大学周同学、澳门大学梁同学接受采访)

[1]Thecomfort zoneis a psychological state in which a person feels at ease, familiar, in control, and experiences low anx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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